胡启明：选择有时候比努力重要
清华大学校庆的时候，瘦高身材的胡启明染着一头黄发，造型与《我不是药神》中的角色“黄毛”颇为相似，对上别人的目光便温和笑着说：“你好，我是人文学院的胡启明。”
他不是个普通的文艺学术咖，还是一个出色的创业者，与人合伙创业，担任公司的首席运营官。他走过的路，比一名普通的大陆孩子要多样；而他想走的路，也比一个普通的应届毕业生要远。
走过：为“回来”拼过命
“我的成长经历跟其他小伙伴有一点不一样，我是在内地读的小学和初中，然后到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去香港读书了，所以我是属于港澳台学生。”随着一句“故事是这样的”，胡启明讲述起他颇为“传奇”的求学经历。
初中毕业，因为母亲在香港做生意，胡启明遂跟随母亲赴港读书。香港从初中开始使用英文授课，初到香港的胡启明不懂粤语，上的又是英文的中学，完全跟不上，只能重读一年初三。他从粤语的基础开始，再学英文，慢慢去追，去熟悉香港的课程，尝试跟香港的小伙伴打成一片。
由于母亲工作比较繁忙，加之身边的朋友很多都会到外面打工补贴家用，胡启明十五六岁的时候也去麦当劳炸过薯条，去机场做过地勤，也做过服务员。“在香港的经历培养了我一些比较独立的生活方式，还培养了我实践的精神。我觉得所有学到的知识都必须以实践的角度才能真正地化为实际。我特别不喜欢坐而论道。”
到了高中，胡启明已经确定了自己未来大致要走的方向。“我那时就清楚自己特别想做文化产业，比如音乐，绘画，或者是相关的东西。当时这个想法已经在心中萌芽了，但香港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，而文化产业方面的事情，香港相对的环境会比较缺乏。”高中的胡启明自学吉他，梦想着做一张校园专辑，一次机缘巧合，他听到了武汉大学的原创专辑《珞樱》，“当时就觉得，哇，原来在学校里面也能写这么好的歌，我要回来，我要考武大。”
依照当时的规定，胡启明必须通过港澳台的联招考试，才能到内地读书。虽然联招考试相比内地的高考要简单一些，但胡启明做下这个决定时，离港澳台联招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间。
参加联招考试的同学，95%以上是有香港的身份在内地接受教育，学的都是内地的课程，接受香港高中教育体系的胡启明，想要考港澳台联招，就意味着重新学一遍所有的内地高中课程。“接近两个月的时间，基本可以说是毫无希望。”
他在香港报了一个培训班，每天学习18个小时。由于过度疲劳，胡启明总觉得胸腔疼，自己一直没当回事。考试当天疼得特别厉害，他佝偻着答完题才去看医生，一检查，气胸肺穿孔，左肺已经压缩了50%，再晚去一会儿，人可能都没了。
硬是背下了半米厚的地图册，胡启明联考地理考了148，历史142。五科里面只有数学没考好，摸着武大的门槛线考上了。“我觉得自己很幸运，然后我是属于那种定下了一个目标，不管不顾也一定要完成的人。我没想过退路。”
走过：两万张专辑
兴冲冲地进了武汉大学，胡启明发现自己的“动力来源”已经蛮不是从前那么回事。
武汉大学做出《珞樱》那张专辑的社团叫“武汉大学原创音乐协会”，专辑是2000年做出，到了胡启明入学的时候，协会已经没落。“没落到什么程度？除了一个会长，两个副会长，就只有我一个成员。大一下学期换届选举，几位会长不能再担任职务，我就自动成为了武汉大学原创音乐协会的会长。”
自己选的路，说什么都要走完，胡启明还是决定做一张原创音乐专辑。拉上周围的小伙伴，自己作词，作曲，编曲，找录音室，没有钱就砸进自己仅有的两万块，从2011到2012苦熬了一年，《珞樱2》诞生了。机缘巧合之下，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张专辑。
这张专辑跟宋冬野的《安河桥北》同期发行，销量很意外地爆了，卖出了两万张，是《安河桥北》的两倍。“这张专辑现在豆瓣上面的评分是8.6分，有超过2000多个人的评价。也因为这张专辑，协会被救活了。我们当时卖得很便宜，20块钱一张，卖了2万张的情况下，协会也有40多万。除了给出版社的版税之外，我们从武汉大学最穷的协会，变成了武汉大学最有钱的协会。后来慢慢地，媒体都来报道采访，这张专辑也成为了武大我们那个时代的一个集体回忆。我们专辑里面有首歌叫《合照》，那首歌所有的武大学生都会唱，它的传唱度比校歌还要高。”
专辑卖了很多钱，胡启明就带着协会在学校里面拿专辑赚的钱办音乐节。一开始找武汉本地比较知名的乐队过来做演出，每一次武汉所有学校的学生都会过来看，人数在一两万。随着音乐节越办越大，他们请到过瑞典的乐队过来演出。武汉大学原创音乐协会也越来越壮大，被中国音乐学院评为了全国最佳音乐社团。
胡启明在大三的时候，被评为“武汉大学十大风云学子”，是他所在文学院第一个获得此奖的，也是武汉大学历史上第一个获得这一奖项的港澳台学生。
因为这段时间的经历，胡启明发现自己更享受也更擅长做一些组织类的工作。“把大家组织在一起做这些事情，然后去策划这些演出，策划这个专辑的排序，怎么去宣传，网络渠道方面比如说豆瓣的群组怎么建立，怎么在网易云音乐上面推广，怎么去办一些摇滚音乐节，然后吸引别的乐队过来演出……我比较喜欢站在幕后去发挥大家的长处，这跟我现在做的非常像。大学的经历让我找到自己的定位，要知道想要成功不一定你要站在台前，自己去欢呼呐喊，其实有的时候，搭这个舞台比用这个舞台更重要。”
想走：挖掘非遗被低估的价值
从武汉大学毕业之后，胡启明在腾讯工作了一阵子，思来想去，又通过申请，进入了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读研。读研期间，他在创业沙龙上认识了现在的合伙人肖书阳。肖书阳自己在做投资之外，还做证券私募基金，对挖掘价值这方面非常敏感。
“当时我们看中了非遗这一块，原因首先是它的价值远远被低估了。全国的非遗手艺一共是1372项，但挖掘出来的只是一小部分，非遗这个行业有非常长的长尾效应，每个非遗手艺其实都极有价值，但是由于地域的限制，它们很可能在一些穷乡僻壤，政府还没有顾上经济的建设，忽视了他们。我们觉得真正做创业应该把被低估的价值挖掘出来，于是一拍即合。”
从2017年的1月份开始，胡启明到全国各地去寻访这些非遗传承人，看他们的生活状况，问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需要自己去解决。最初成立了“爱梦中国”这一公司去做非遗方面的挖掘和研究，2018年4月，APP“绝艺”上线，其中有交易的“商城”模块用来购买非遗手工产品，也有多对多的“拍卖”模块将非遗产品的价值完全交给市场，实时买卖。到截稿时止，“绝艺”上的总交易额已经达到4000万，平台总流水2亿4000万，流转艺术品近10万件。2018年8月17日，绝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易平台携手国内20位非遗传承人亮相美国纳斯达克大屏幕，向世界展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在全国各地拜访匠人的时候，胡启明看到了太多非遗匠人窘迫的生活。苗族花带的非遗传承人在摆地摊时被城管追，界首彩陶的非遗传承人花钱雇人都没人愿意继承这门技艺，胡启明觉得这些传承人得到了与自身传承并不匹配的待遇。“让非遗去回归它们自己的价值，让匠人去得到应有的尊重。非遗是中国文化的传承，我希望这些匠人得到最起码的体面。”
“我们目前在启动我们的Pre-A轮融资，目标意向是500万。我们比较好的地方是我们的盈利能力比较强，公司活下去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我们是第一个做类似模式解决非遗问题的公司，所以我们要避免复制的问题，要提高竞争的壁垒。所以我们要签约更多的非遗的匠人，系统地提升我们的技术能力，还要扩展我们的用户，这是我们目前要去做的事情。”
对话：寻找最合适的路
《中国青年》：在你成长的过程中，觉得自己能成功，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什么？
胡启明：我觉得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家庭的影响，就是让我经历了不同的成长环境。这些成长环境让我有更广阔的眼界去摸索这个世界，也摸索我自己，找最适合我的那条路。然后这些经历让我更加忠于自我。我有一个座右铭，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更让想做的事情有价值。 这些经历让我做好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，我觉得这是在我成长经历之中最重要的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从外界得到过哪些助力？
胡启明：首先就是国家对于港澳台学生的政策还是很好的，这方面对我的帮助很大。第二个就是在创业过程之中，国家也很支持。清华x-lab和清创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帮助很大，帮助我去认识了一些优秀的小伙伴，可以一起去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清华也给了我们10万元的不占股资金去无偿支持，我的导师张玲霞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发展空间，支持她的学生全方位发展。当然家庭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后盾，如果他们一定要我去考公务员的话，我也可能会顶不住压力就放弃了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曾受到过哪些环境阻力？
胡启明：主要环境的阻力还是在于我爸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。我做的一些事儿都是比较出格的，从我到香港读书，到做专辑的时候，我爸就跟我说，别那么出格。我们这代年轻人很多阻力主要是中国父母对子女太传统的观念，每个父母都想要子女有稳定而幸福的生活，但是对子女而言，可能充满挑战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，因为在挑战之中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。比如说我做专辑的时候，我爸就担心我成绩会不会受影响，你做这个专辑究竟有什么用？ 但是想不到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这个专辑帮助我上了清华，所以有时候你真的要承认，选择有时候比努力重要。
《中国青年》：年轻人的成长、成才，还需要社会提供哪些助力？
胡启明：我说句实话，年轻人要成才最重要还是要靠自己。要真正说社会能给哪些助力，我觉得最重要就是社会可以给予理解，理解是最关键的。首先是父母的理解，然后职场的理解，学校的理解，这些比什么都重要。